作者 | 行健
3月的巴黎，全球核能峰会上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一句公开认错，在整个欧洲能源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弹。
她坦言，欧洲削减核能是一个“战略性错误”（strategic mistake）。
这句话的分量极重，不仅因为它出自欧盟最高行政长官之口，更因为它标志着欧洲大陆在能源政策上的一次集体性“自我否定”。几个月前，德国总理默茨也曾在年初反思，德国的“弃核”决定是“严重的战略错误”。
当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权势的官僚机构相继“认错”，一个旧时代的能源共识正在崩塌，而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摆在面前。
然而，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“核能复兴”，实际上更像是一次充满矛盾的“战略性试探”。
在这个宏大的转向背后，隐藏着欧洲工业竞争力的焦虑、地缘政治的无奈，以及一个被撕裂的欧洲内部。
这场大转向，实在来得太迟了。
时间拨回1990年，核能占欧盟发电量的三分之一，那时的欧洲是全球核能技术的领跑者。
但随后的30年里，一股源自冷战后期和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的反核浪潮席卷欧洲。德国率先吹响了“弃核”的号角，2011年，默克尔政府宣布了加速淘汰核电的计划。
到了2023年4月，德国关掉了最后三座核电站，为这场持续了二十余年的“能源道德秀”画上了句号。
其结果是残酷的：如今，核能在欧盟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仅剩下15%。
这种对核电的“自我阉割”，在和平时期或许可以被视为所谓“环保主义”的胜利，但在战争与冲突面前，它立刻显露出其脆弱性。
俄乌战争，撕开了欧洲能源结构的第一道口子。
当北溪管道被炸、俄罗斯天然气断供，欧洲不得不以高出原来数倍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抢购液化天然气。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
紧接着，2025年至2026年初，美以伊军事冲突的升级，让全球能源价格再次坐上火箭。伊朗作为“石油咽喉”的动荡，直接冲击了欧洲本就脆弱的能源补给线。
冯德莱恩所说的“完全依赖昂贵且价格波动剧烈的化石燃料”，正是欧洲在两次地缘冲突中血淋淋的教训。
当欧洲人不得不烧着昂贵的天然气，看着电费账单飙升，而隔壁的法国却靠着占电力七成以上的核能稳坐钓鱼台时，那种巨大的落差感让“弃核派”彻底失去了话语权。
欧洲终于意识到，放弃核能，等于主动放弃了能源的“定价权”和“生存权”。
表面上，欧洲正在上演一场“核电归来”的大戏。
法国总统马克龙成了核能代言人，比利时放弃了淘汰计划，意大利在关闭核电站近40年后跃跃欲试，连曾经坚决反核的丹麦和荷兰也开始软化立场。波兰、捷克、瑞典等国更是直接下场，开始规划新的反应堆。
然而，现实的障碍远比理想中的蓝图更加崎岖。
第一道坎，是“钱”与“时间”的双重夹击。冯德莱恩在峰会上宣布，欧盟将为投资新型核技术的私人投资者提供2亿欧元的担保。2亿欧元乍一听不少，但对于动辄数百亿欧元的核电站建设来说，这简直是杯水车薪。
以法国弗拉芒维尔核电站为例，这座新反应堆直到2024年才投入运行，比原计划晚了整整12年，而建设成本从最初的33亿欧元飙升至237亿欧元，翻了七倍多。
第二道坎，是“内部撕裂”的政治现实。
德国虽然反思，但绿党仍在执政联盟中拥有话语权，环境部长施奈德批评冯德莱恩是“向后看的战略”，坚持认为风光发电更便宜、更清洁。
奥地利和卢森堡依然坚定地站在反核阵营。一个连核能项目都无法动用欧盟统一预算的27国集团，想要齐心协力搞核电复兴，无异于在欧盟议会的投票箱里走钢丝。
第三道坎，也是最致命的一道——美国。 2025年7月，为了避免特朗普的关税大棒，欧盟承诺在三年内购买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，其中不仅包括液化天然气，还包括核燃料以及“小型模块化反应堆”的技术和服务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：
欧洲喊着“能源自主”，却不得不向美国交上昂贵的“保护费”。
所谓的核能复兴，很可能变成美国核技术企业（如西屋电气）的盛宴。
欧洲能源专家担心，如果欧盟不采取某种形式的产业保护主义，欧洲的核电市场将沦为美国人的“后花园”，所谓的“欧洲制造”将再次被架空。
欧洲此刻的“核能转向”，还有一个更深的焦虑——工业竞争力。
根据欧盟最新的数据，2025年可再生能源（风、光、水）已占欧盟发电量的47.3%，其中风电占大头。而核电占比仅为23.4%。
表面上看，绿能已经撑起了半边天，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：
欧洲的制造业正在因能源成本而“失血”。
德国总理默茨曾痛苦地承认：“我们现在正以全世界最昂贵的方式进行能源转型。”高昂的电价让德国化工、汽车制造等支柱产业苦不堪言。
为了支撑《工业加速法案》中提到的“将制造业比重提升至20%”的目标，欧盟需要的是稳定、廉价且全天候不间断的基荷电力，而这恰恰是风能和太阳能无法提供的。
更让欧洲人焦虑的是，他们在犹豫和争论中，已经错失了先机。
然而，把目光投向东方，就会发现，中国早已在核电建设中，一骑绝尘。
中国已经连续4年批复建设10台以上的核电机组。仅在2025年4月，国常会就核准了5个核电项目、合计10台机组，其中8台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“华龙一号”机组。
这不仅是数量的碾压，更是产业链和工程能力的碾压。
中国拥有同时建造40余台核电机组的工程施工能力，从核岛安装到汽轮发电机制造，全产业链协同推进。中国核能行业协会预测，到2030年前，中国在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跃居世界第一。
“中国速度”的背后，是战略定力的体现。
当欧洲在“弃核”与“拥核”之间反复摇摆，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政策空窗期时，中国一直在“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”的既定方针下稳步推进。当欧洲的核电工程师因为项目停滞而人才断层时，中国的核电建设大军已经在东南沿海的多个工地上同时展开作业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还实现了核电站出口。中国核电的门面——华龙一号，早已走出国门，落地巴基斯坦和阿根廷。
未来，中国“核电狂魔”或将像高铁一样，“开”进更多国家和地区。
此时此刻，冯德莱恩的那句“战略性错误”，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告别，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焦虑。
欧洲现在面临着一种诡异的局面：
他们想要重建核能，是为了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；但在重建过程中，他们又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技术和燃料；而如果想要真正实现自主，他们需要付出比预想中高出数十倍的代价，并且忍受长达十几年的建设周期。
欧洲的核能复兴，更像是一场“带着镣铐的舞蹈”。要真正扭转欧洲制造业的颓势，支撑起那个宏伟的《工业加速法案》，仅仅靠“纠错”是不够的，需要的是像中国那样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的决心和全产业链的动员能力。
只是，对于欧洲的工业竞争力来说，这醒悟来得太迟，而那复兴的进程，又走得太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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